裕仁天皇亲口明说的“投降”，让绝大部分日本人都彻底认命了。在裕仁登基二十年里，日本人仅仅听过两次“天皇的玉音”。除此之外，尽管天皇的“御真影（照片）”被悬挂在日本的每一个办公室、每一座工厂、每一所学校里，每个日本人都把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在心，但几乎没有一个普通日本人听到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就是服从，无条件服从于那个镶在镜框里、身着戎装、腰挎军刀、戴着近视眼镜的“人神”的旨意：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过去的十八年里，有无数的“忠良臣民”已经尊奉“敕皇大命”，前赴后继、化为白骨。时至今日，一切都结束了。天皇已经亲口承认日本失败并且要投降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就像著名漫画家加藤悦部那幅著名作品《寒冷的夏天》所描绘的那样：瘦骨嶙峋的夫妇，手持用来“本土大决战”的竹竿木棍，筋疲力尽地倚在墙上，茫然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玉音”。
日本，正在发生着涉及到政治、军事、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裂变。
对于此时的日本而言，新的世界正在取代旧的世界，新的事物正在取代旧的事物，新的思想也正在取代旧的思想。日本一切的一切，都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广津和郎在当天日记里，先是抱怨了一下出了毛病但在战争期间无法得到及时修理的收音机，“天皇的声音听起来太小太含糊，很难听清楚”，但他仍然“难以停止滂沱的泪水”。这泪水究竟是因为失败的黯然神伤，还是得知一切都结束后的喜极而泣，广津和郎也不知道。
饥饿，是日本人在这个夏天里最普遍、最强烈、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严重的饥饿都已经改变了日本人对事物的定义。当广津和郎在家里听收音机的时候，他的儿子广津文勇在旁边插嘴说道“天皇的声音怎么跟我们一样有气无力？难道他也很久没有吃到饭了？”长期以来，广津文勇跟他的伙伴们一样，忙着在田里抓青蛙，在垃圾堆里抓老鼠，这不是游戏，是学校老师教他们的，“抓住老鼠青蛙，晒成肉干，为本土决战储备粮食”。无数城市居民在北华空军的狂轰滥炸中或被疏散到乡下或是自己逃难到乡下，乡下农民顿时成了富贵阶级，农民也许没有钞票，没有金银珠宝，但他们手里有农产品，有吃的。于是，城里人们便为了一个南瓜、半个白薯而把自己的手表、戒指、项链、珠宝统统奉上，很多农民便趁火打劫，白菜卖得比猪肉还贵。一种名为“洋葱生活”的生活方式就此诞生，意思是城里人为了获得食物，不得不在乡下人面前像洋葱一样层层剥下自己的衣服，同时像被洋葱辣了眼睛般流泪。但是，乡下人后来不卖食物了，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食物来源了，就要收割的农田被北华空军扔的燃烧弹给烧成焦土，粮食颗粒无收。
除了饥饿，在这个战败并亡国的夏天，日本民众必须要想尽各种办法来面对现实：已经回不去的家，已经无法重现的战前生活，已经崩塌瘫痪的思想信念，已经不存在了的“帝国”，一切的一切都只剩下最终也是最基本的欲望，那就是活着。
靠自己、靠帝国政府、靠天皇已经无法活下去的日本人把目光投向敌人，投向了北华军。征服并占领日本的北华军在日本人眼里已经不是“敌人”，而是解放者、拯救者。占领东京的北华军向日本人展示出一支各方面都超过日军、世界一流强大的军队的威武阵容。对强者的崇拜，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之一，而更加重要的是，北华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吃的，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因此当北华军在东京湾登陆上岸、在厚木机场降落时，前来欢迎的日本人群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而就在几天前，日本军政府还在告诉治下民众：北华军如果占领日本，会阉割每一个日本男人，强奸每一个女人，并把日本的孩子们都拿去喂军犬。
“你好”“欢迎”“吃的”“谢谢”，这几个汉语单词成为此时日本人最急于学会以及最被日本人普遍掌握的中国话，当然，还有日本人绞尽脑汁、反复练习学会的“张学良将军万岁”“大中华万岁”“日本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几句稍微有些复杂、有些难学的汉语句子，因为日本人只说“你好”“吃的”，在北华军眼里跟乞丐没区别，也容易引起北华军的厌烦，如果能学会这几句拍马屁味道非常明显的句子，那北华军高兴起来，自然就能多给一点东西。
尽管登陆东京湾并占领东京城的北华军是向日本平民提供食物的，但僧多粥少，北华军需要时间运来需要喂饱几千万人的粮食，所以在一开始只有几十万日本人能糊口果腹，绝大多数的日本人仍然在挨饿。北华政府有足够粮食解决日本人的吃饭问题，但需要时间来解决，起码需要半年。也就是说，从1946年夏到年底，这半年里，日本人只会一部分接着一部分吃上饭，在第一个月，约三百万日本人能吃上饭，剩下的都在挨饿，到第二个月，约七百万日本人能吃上饭，剩下的则继续挨饿。饥饿中的日本人都把北华军当成唯一救星，自然而然，还在挨饿中的日本人便会想尽各种办法从北华军手里得到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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