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转向众人。
“关于这起谋杀案，还有另外一个结论。我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听完所有的证词之后，我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思考。有几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几点向我的两位同事列举了出来。有些我已经解释过了，比如护照上的油渍等等。现在我来说说剩下的几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火车离开斯坦布尔后的第一天，布克先生在餐车吃午饭时说的一句话。聚集在这里的人很有意思，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国家。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想到这个特点时，我试着想象这样一群人在其他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聚在一起。我的答案是——只有在美国。在美国，可能有这么一个家庭，包括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意大利汽车司机，一个英国家庭女教师，一个瑞典护士，还有一个德国女仆，诸如此类。这让我产生了一个猜测的框架——就是说，像导演选角色那样，给每个人分配一个在阿姆斯特朗家中出现的角色。这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让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我还用了一些奇怪的结论来检验我脑子中的每个人的证词。先说麦奎因先生的证词吧。跟他的第一次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但是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我对他说我们发现了一封提及阿姆斯特朗案件的信。他说：‘可是，肯定——’然后顿了顿，又说，‘我是说——那个老头子太粗心了。’
“因此我感觉到这不是他开始想说的话。假设他原本打算说的是：‘可是，肯定已经烧了。’在这种情况下，说明麦奎因先生知道这封信，并且知道它已经被烧毁了。换句话说，他要么是凶手，要么就是凶手的同伙。很好。
“然后是男仆。他说他的主人坐火车时习惯服用一片安眠药。这可能是真的，但是雷切特昨晚吃安眠药了没有？他枕头下面的自动手枪证明仆人说了谎。既然雷切特打算昨晚加强防备，那么不管他昨晚服用了什么安眠药，他自己肯定是不知情的。谁给他服的呢？显然是麦奎因或者他的仆人。
“现在，我们看看哈德曼先生的证词。我相信他对我说的关于自己身份的情况，但是当他说起自己用来保护雷切特先生的实际方法时，他的说法多少有点荒谬。保护雷切特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和他一起在房间里过夜，或者在某个能观察到他房门的地方。他的证词中说得很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其他车厢里的人不可能谋杀雷切特。这就把范围明确缩小到了伊斯坦布尔－加来车厢之中。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古怪，令人费解，我先把它放在一边。
“我无意中听到的德贝纳姆小姐和阿巴思诺特上校说的那几句话，也许此刻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在我看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叫她‘玛丽’，显然他们关系很亲近。但是阿巴思诺特上校应该是几天前才遇见她的。而且我了解上校这一类英国人——就算对她一见钟情，也会很礼貌地慢慢进展，绝不会仓促行事。因此我推断，阿巴思诺特上校和德贝纳姆小姐其实早已认识，出于某个原因才假装互不相识。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德贝纳姆小姐熟悉‘长途电话’这个词，然而她却告诉我她从未去过美国。
“下一个证人。哈巴特太太告诉我们躺在床上她看不到联通门有没有闩上，所以她请奥尔松小姐帮她看一下。那么——如果她所住房间的号码是二、四、十二，或者任何双号，在这些房间里，插销正好在门把手的下方，那她所说的绝对是真话——但是像三号这样的单号房间，插销是在门把手的上方，因此不可能被洗漱包挡住。我只好得出结论，哈巴特太太编造出了一个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在这里，我说几句关于时间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块瘪了的手表，真正有趣之处在于它所在的地方——在雷切特的睡衣口袋里，一个非常不舒服、非常不适合放表的地方。况且，床头边上还有一个挂表的‘挂钩’。因此我确信那块表是故意被放进口袋里的——伪装。那么，凶案就不是发生在一点一刻了。
“会不会更早一些？确切地说，是不是一点差二十三分？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根据我被一声大叫惊醒这件事，赞成这个说法，并跟我进行争论。但是如果雷切特被下了重药，他不可能大喊。如果他能大喊，他就能挣扎着保护自己，但是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
“我记得麦奎因曾提醒我们注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第二次非常明显），雷切特不会说法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点差二十三分发生的整个事件，就是专门演给我看的一出喜剧！任何人都能看穿这个手表的骗局——这是侦探小说中常见的桥段。他们认为我能看穿这个骗局，然后自作聪明地推断既然雷切特不会说法语，那么我在一点差二十三分时听到的声音就不是他的，那么雷切特肯定已经死了。但是我深信，一点差二十三分的时候，雷切特正由于安眠药的作用熟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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