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的来源是春秋战国之交集归活跃的游士阶层，部分包括了春秋时期的行人之官。这种“游士”主要由因社会变动而失去固定经济保障与各种世袭政治地位的士人构成之外，当时各国诸侯、大贵族所招养的宾客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适应当时各国之间政治斗争，他们或主纵，或主横，审时度势，以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各国之间，游说国君卿相，直接活跃于政治前沿阵地。出谋划策，乃其职业，辞令乃其安身立命，博取功名富贵的根本，这些谋臣策士的计谋常常关系着一时的成败，其言论一旦被统治者采纳，便足以左右当时的局势，对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各国统治者多礼贤下士，用士来治国兴邦。当是时，养士之风极盛。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约为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撰而成，最后由西汉刘向编校整理成书。书中记录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和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保存了不少的纵横家著作和言论。而这些纵横策士的言论，消弭了春秋时期礼法信义的思想束缚，全无《左传》赋诗言志的拘束。《左传》辞令中使用的某些论述方法，在尊王重霸、维护周礼的春秋时期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争强贵战、捐仁弃义的战国时期则失去了本来的作用，战国策士们总是面对现实，直言厉害得失，具有直接的功利实用性，字里行间缺少儒生们的孝谦信义等道德说教及婉转用语。这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如何打进了政治思想的领域，图财盈利的商人意识如何渗透了纵横家的思想。新兴地主阶级中的“士”如何不择手段，向上层统治阶级去争夺一席之地。
《战国策》，以“策略至上”的思想为主导，突出宣扬外交的重要性。在各国诸侯看来，运用智谋策略，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敌友关系，乃是务本之要。因此《战国策》对深谙外交之道，能言善辩的纵横策士推崇备至。纵横策士的游说活动是十分精彩，而且充满智慧的。为了打动对方，他们专攻设计策之术，重视以智谋取胜。因此，他们在逞辞明理时，语言铺张扬历，气势恢弘雄隽。为了引起君王的兴趣，也为了游说对象易于理解。他们的游说之词都注重形象化，寓言在说辨辞中经常可以见到。此外，谚语、俗语的运用也成为《战国策》语言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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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文所说，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社会地位、文化环境和价值取向的差别。春秋行人和战国策士的外交辞令在语言风格、表达方式和引用内容上都有不同之处。
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
1.春秋行人和战国策士的外交辞令的特点
语言风格上：
春秋行人——文辞典雅，优美动人。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采甚胜”
战国策士——气势磅礴，词锋逼人，带有鲜明的“敷张扬厉”的纵横家的语言特色，长于说事,常运用譬喻以及大量排比，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
表达方式上：
春秋行人——受儒家思想约束，委婉含蓄，彬彬有礼，讲究辞令的修饰之美和人物所处地位环境的吻合
战国策士——直抒胸臆、放言无惮、直白夸张甚至骇人听闻近乎粗野，多言利以进其言，坦率而易于打动人心，实用性极强
引用内容上：
春秋行人——常引用《诗经》中的诗句，把所要表达的思想主旨与诗中形象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增强了论辩的权威性与说服力，是说辞具有华丽和含蓄的意味。“以诗明义”
战国策士——善于使用精当贴切生动浅显的寓言故事，以假托的故事和拟人的手法说明某个道理。便于使人们从它与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关联得到启示和思索，恰当的运用语言可以使语言富于表现力，感染力，在节省文辞的同时，使抽象道理变得形象可感，达到有效游说和进言的效果
2.春秋行人和战国策士的外交辞令不同的原因
社会环境：
春秋行人——春秋时代虽然已经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天子再也不能号令诸侯，但在外交辞令上，各个国家还需要周王这一面大旗，不敢公然违背“尊王”和“王命”。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诸侯中的强者“兴式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
战国策士——战国时代，移风易俗，民风大变；邦无定交，诸侯无信，策士的诈谋权变，在战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现象，置于这个时代，显然不能说是不守信义的行为，在战争的摧残之下，你争我夺，尔虞我诈，就成了必然现象。社会时事的发展，时代特点的变化，使得策士谋划时必须抛弃不和世俗的礼法信义，尽其所能设计命中率高的谋略。非常时期非常看待，我们不能再按照寻常时代的理性去评价。
经济环境：
春秋行人——春秋时期分封制逐渐瓦解，在当时，商业的发展并不明显，更多的主要是来自于生产力上的发展，各国不断的战争使得社会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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