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的家里有五亩八分田，其中最大的一块田是二亩五分，即使现在想起这块田，我仍然心有余悸，不，不是余悸，是满满地像是一张大渔网地，悸。这张网，网住了我的整个童年。对那块田的敬畏和害怕，则分明、实在、坚硬地贯穿了我的童年的蓝天和日月星辰。在我的记忆里，那不是田，是一片汪洋的海，而我没有船，连桨都没有，只有双手。家乡在那个年代是种双季稻的，而收割早稻，按照时节抢种晚稻的季节，正是一年中最酷热的时候。”六九心里不热也是热，三九心里不冷也是冷”，多年以后，母亲闲聊中说起这句话时，我终于能分明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处其实在于，把如此严酷的事情用两句像白开水一样的语言就概括了，这白开水即便是喝了下去，还是没能解你的心头之渴，可你，却实实在在地是喝了下去。在当时，我可是要每一秒、每一分、每一个小时、再到每个半天、每个一天，以至于一直到下半夜在汗水中睡去时还能感受到透肤之热的。在割稻子的时候，田里是有水的，加上褐色的稀泥，一脚踩下去，水淹至孩子的膝盖;头上戴着一顶草帽，将阳光拦在头皮之上约一寸的距离，然而烈日裹挟着炙气还是会迎面整个地吞没你。想来，这与街头地摊炉里的烤红薯的工艺是极其雷同而且不属虚构的。所不同的，只是烤炉的大小和颜色不同罢了，就产品来说，烤熟的红薯外表面是棕色的，里面是黄色的，而我则是黑里透红的。在这样的烈日下，我右手拿着镰刀，左手或一棵一次，或两到三棵一次地拢住水稻的秸秆，右手在水面稍上的地方横向一刀捞过来，在一声低沉的响声之后，左手抓住割下的几棵稻子，放到旁边，再继续向前，一刀刀地割，发出的声音像足了饥饿的绵羊在寒冬啃草皮的声音，充满韵律，然而总还是因为饥饿而不辍；我显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因为眼前的稻田是一望无际而感到绝望，这一声声的割稻声的韵律里，充满着无赖、仓皇、紧张以至于怨恨。这也让我理解了古罗马的斗兽场里的动物，明知无望却仍然争斗，似乎能一跃而跳出斗兽场周围那高高的围墙。相似的是，我面对的是二亩五分田的方方正的田埂。这是一种漫长的行进，我一行行地向前进，一般每行五到十棵水稻。身处那一片黄色的稻田，我像是一只正在湖面捕食的野鸭，拱着背，头探下去，寻找着猎物，在憋不住时探出头来，换口气。那一片金黄并没有给我的童年带来快乐，绝对是忧虑大于喜悦。我从这件事终于知道，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但因人而异，还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那些新闻里播出的丰收的喜悦在孩子看来，简直就是胡扯淡。我的弟弟当时还小，他给这样沉默的收割带来了一项新的发明，就是每行割一、两棵，前进方向随心所欲，就一直往田的对岸钻过去，远远看去一路割过去的痕迹，如同一条条水蛇，在黄色的水面上随意游动。
然而，那金黄的一片似乎也并不总是缘自上天的宠爱。由于父亲经常外出，在抗旱时，我的母亲要从虎视眈眈的同村男性村民设计的水路中分得一个极细的支流，去灌到自家田地里。这个过程，像极了一个刚嫁到大家族的新媳妇才到婆家的那几天里，眼光总是怯怯的，走路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即便关上房门的刹那，都要非常注意门合上的节奏，和是否会发出声响，从而惊动了婆婆。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过程涉及到公共关系学、交际学、人机工程学、机械设计，电气原理，液压流体学等等非常复杂高深的学科，到现在我们姐弟三人都没从母亲那里继承到这些文治武功，估计就要成为我们家的绝学了。当然，这些沟通也并不总是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的母亲就曾和不止一位同村人恶语相向，慷慨激昂，只为那灌溉的水能流经我们的这块田里，或者不能把出口的放水位置线用铁锹挖得低于田里的地面，否则田里的水就会被放得一滴不剩。这是最基本的收支平衡表，我后来对书本里学到的基础会计学中提到的三大财务报表时不屑一顾、嗤之以鼻、左右而言他，因为我分明是有底气的，我六岁时就学过这些被现代管理学奉为神明的东西。是啊，既已懂种田放水，何需再学会计？当然，如同当时的农民靠种田致不了富，我显然因为过早地学会了这些财务管理基本原理而没有发达起来。我为此考虑再三，多方论证，结论是这属于智力过早开发而带来的后遗症，对了，这是后话，不提也罢。
当母亲在觉得抗旱无望，而抢水不到时，她就对我发狠，”二宝，你一定要好好念书，离开这个地方”，“不要再吃农业上的饭”，“那些坐办公室的，多好，风里不来，雨里不去”。所以，我当然认为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行业，都是从对割稻的逃避中产生的。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社会分工，都是一次次的逃避、挤压后产生了所谓工农商学兵。想着自己明白了那么多道理，我有点窃窃自喜，很以为自己是个人物，起码是有点儿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威震一方或名噪一时是迟早的事情，简直像春播秋种一样自然。至于这个岱山凹，或者整个海如乡，显然是不费吹灰之力地不在话下。这样想着，我的存在感，不，自豪感就像春天的柳叶一样，轻快而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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