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别说，好多乡绅还通过本族子弟控制着县学，而县官要想完成“文治”考评，县学学生在士林中给出差评是县官不可承受之重。
万历五年的大逮捕，到十月底的时候，人数已经超过五万，近千豪绅因此破家。而他们的姻亲故旧，近乎能联络上全国小半以上的士绅。出于对锦衣卫乱兴大狱的抵制，变法在帝国基层的阻力极大——很多地方官被上挤下压，死的心都有了。
万历五年的大明帝国，酝酿着变乱的激流，人心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这些鼎沸的压力，一方面促使部分具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考虑国家的兴亡出路；另一方面也激发全国性的大讨论——皇帝的遇刺和张文明的死于非命不是秘密，伴随着两件事的各类八卦谣言，变法的内容也散布到帝国的各个角落。
当然，压力最大首当其冲的，还是以王通为首的锦衣卫。王通早已征得皇帝同意，将锦衣卫中、高层家眷按照自愿原则，换了身份搬离故土。他本人则搬入亲军都尉府，日夜指挥这太祖以来第一大案。
驻南京的锦衣卫同知杨俊卿，他的家却搬不了。排山倒海般的压力纷至沓来，让屡次亲自拷问董剑雄无果的杨俊卿终于明白——杨家到了站队的时候了。
是秉承着和大多乡绅站在一起的立场，平反冤狱？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以是否反对变法为准绳，消灭反对的声音？这是一个涉及家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而杨俊卿也终于看清楚，皇帝为什么没有像张居正一样，对于谋害张文明的幕后真凶有必得之心。张居正要报杀父之仇，当然复仇的对象越准确越好；皇帝则要通过一南一北两个大案，将变法反对者从统治阶层剔除，并儆其余，因此张文明案的幕后真凶，不妨模糊些。
因此，帝国南方的锦衣卫在杨俊卿的指挥下，不停的顺藤摸瓜，要搞清张文明案的真相；驻扎京师的锦衣卫指挥使王通，则命令各级锦衣卫收集反对变法者的名单——大清洗近在眼前，杨家将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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