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连忙上表说，李仁任是我杀的呀！他不是我爹，您老人家在南京离得有点远，这是怎么话说的，李仁任真不是我爹呀。
太祖朱元璋始终关注北方局势，怎么可能不知道李成桂和李仁任没有血缘关系。但大国皇帝就是霸道，他说是你就是——这样一来，这李成桂建立的朝鲜从合法性上就出现问题，首任皇帝是一个弑父又弑君的杂碎啊。
然后李成桂申请上国赐给他一套郡王袍服，颁发金印作为盖章的国王印玺，太祖朱元璋也不给，而且在皇明祖训中留下这么一段话：
“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
意思是李仁任和李成桂爷俩不是地道人，先后杀了高丽四任国王，颁赐金印的事儿先让他等着吧——姑待之。
然后更可怕的是朱元璋所做的皇明祖训中还有这么一段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如此一来，明太祖便通过《皇明祖训》将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弑杀高丽四王的问题确定下来，李成桂的宗系和建国问题乃朝鲜王朝的正统之源，一直关联到其后世王权谱系的合法性问题的解释权就都攥在大明手中了。
李成桂自建国开始就着力修史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这也为后世李朝历代国王所仿效。但作为大明藩属，李成桂出身的“宗系”问题与弑杀四王的“恶名”记载于《皇明祖训》这一宪法地位的文献里，给朝鲜上下都整的不会了——由此引发了二百多年来，朝鲜孜孜以求的请求大明历代皇帝给《皇明祖训》打补丁的“宗系辩诬”行动。
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在国内人心未稳时，“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下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嗯，先改一下，你李成桂不是李仁任的儿子。
但是，可但是，朱元璋早已告诫后世子孙对《皇明祖训》内容“一字不可改易”，这注定了朱棣是不可能真正顺应朝鲜请求对《皇明祖训》的相关记载进行更正，所以大明只能在其他书籍中对此事进行更改。
英宗时期，朝廷修成《大明一统志》，在朝鲜哀求下，对李成桂的宗系及建国问题做了进一步更改：“(洪武)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把李成桂弑君的事儿也给更正了。
然而，包括成祖在内，这历代皇帝绑在一块儿，也不敢动《皇明祖训》一根毛，而且《皇明祖训》地位最高，所以过些年后，到了正德时修《大明会典》，这事儿又被翻出来，朝鲜上下再次吐血。
一直到朱翊钧派出贾三近，七十多年来，朝鲜围绕《大明会典》的“宗系辩诬”耗费了巨大精力和财力，前后历经朝鲜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四朝！
正德十三年，朝鲜使臣李继孟从京师回国后报告《大明会典》仍然延续了《皇明祖训》对李成桂宗系及弑杀四王的相关记载，朝鲜中宗闻此讯息，马上召集众臣商议此事，众臣一致认为“《会典》所录，错妄至此，岂唯圣衷痛怛？百代臣庶之所共痛愤……无其实而被恶名，流布天下，实所痛心”，纷纷表明必须遣使辩诬。
随即，朝鲜派出以南衮为正使、李耔为副使的奏请使团赴京辩诬，向礼部呈上南衮所撰的辩诬奏文，奏称：
“臣今听知《大明会典》所录，不惟宗系未蒙改正，又加先祖所无之恶名，一国臣民惶骇罔措……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臣一家得祖其祖，先臣某亦雪幽冤，不胜幸甚。”
对此，明武宗看到朝鲜奏文及礼部建议后下旨敕谕朝鲜国王：“尔祖李成桂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嗯，武宗同意更正。
正德时期的朝鲜使臣倾向于尽快改正，以免传讹依旧，当时的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安慰说，《会典》所录专据祖训，不可追改，但《会典》随时而增损，不久就会重修，到时肯定会根据此圣旨改正。
嘉靖八年，朝鲜从本国使臣李芃那里得知明朝要重修《大明会典》的消息，认为此乃辩诬改正《会典》之误的良机，便派出柳溥及进贺使李菡再次赴京就《大明会典》的宗系辩诬之事进行交涉。
世宗降旨礼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查，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
事实上，明世宗虽然对朝鲜的请求大为用心，正式命令史馆更改，但其与明武宗一样，都只是空头许诺而已，因为嘉靖朝重修《大明会典》也是费尽周折，断断续续，并未刊行。然而，朝鲜一心将此作为任重道远的大事，坚持不懈地在嘉靖十六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派出专门的辩诬使询问明朝重修《大明会典》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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