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陈蕾没话说了，半晌才道：“咁你听晚点过喈？”（那你明晚怎么过啊？）
“美国使馆个边俾所有留京的美国人办佐一个晚宴，我都会同朋友兼埋去。”（美国使馆那边给所有留京的美国人办了一个晚宴，我会跟朋友一起去玩。）
陈非之前在美国住了三年多，陈蕾对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怀疑。在她心里，这个弟弟一向是很有本事的，她其实也不怎么担心，她的口气缓和下来，“都好，你记住俾阿爸打电话拜年咯。”
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砌牌。
陈非听出来她有点心不在焉了：“我知，家姐你帮我同姐夫讲声春节快乐。”
“好啊，我会同佢讲。”陈蕾一口答应。
挂掉电话，陈非保持着那个站在窗边的姿势，窗户有点反光，整个客厅清楚地映在玻璃上，看上去有一种诡异的空洞，像他此刻的内心，因为麻木了，所以没有任何感觉，只是空洞。
陈非很明白，大姐打电话给自己，不过是例行公事，她心里并不真正在乎自己有没有回去。这也不怪她，他们两个虽然只差两岁，却从小不太亲近。
陈非是父亲那个社交圈里的异类，从小品学兼优，初中考入深圳外国语学校，之后保送本校高中，再考上重点大学、再出国留学，求学之路可谓一帆风顺；陈蕾比较“正常”，一看到书就头痛，对生意的兴趣远远大过课堂，混到18岁高中毕业就开始跟在父亲身边做事了。
两个人从小个性不同、生活方式和朋友圈也都不同，陈非又住在深圳，少年时代就没有太多的交流。后来陈非北上读大学，只有每年寒暑假才回家，而陈蕾在21岁那年就结了婚，22岁生第一个小孩，生活重心理所当然也跟着转移，姐弟两个就更加没有机会亲近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陈非跟家里闹到这么僵的时候，只有陈蕾还能毫无芥蒂地给他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家。陈非有时候很羡慕大姐的个性，简简单单、不考虑太多、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没心没肺地过。
苏东坡曾云：“人生识字忧患始。”陈非以前不懂，这几年跟父亲因为公事私事摩擦不断，自己既要考虑大局又要顾虑父亲的心情，在理智和感情之间左右为难，心力交瘁，他既没有办法像父亲那样，老子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理直气壮、咄咄逼人；他也没办法像陈蕾那样，随便你怎么样，只要不危害到我的利益我就无所谓。
是他太贪心吗？既想要皆大欢喜，又想要无愧于心，结果却是把自己弄得疲惫而狼狈。还是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理解真的这么难？
陈非把头靠在冰冷的玻璃窗上，不愉快的往事如潮水涌来。他挫败地闭上了眼睛——说到底，还是自己不够强，EQ不够高，既无法左右逢源，又不敢当断则断，拖到最后，还是把事情弄成了最糟糕的局面。
除夕夜，团圆夜。京城平时最热闹商业区今晚格外的冷清，往日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商场全部都关着门，透过擦得蹭亮的大片落地玻璃窗，商场里辉煌的灯光映照下，那些缤纷的装饰贴纸，非但不显喜庆，反而显出几分曲终人散的落寞来。
这个夜晚，真正的热闹都是关着门进行的。晚饭过后，小区里许多人家里都传出相同的电视声音——春节联欢晚会是许多中国人春节夜晚的一个重要部分，连同那种“团聚”的感觉，成为所有人的过年记忆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再无趣再官方，大多数人也都是愿意应景看一看的。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像陈非这样无家可归的人。换了新的号码，手机不会像往年那样，一到逢年过节就叮叮叮响个不停，这让他觉得清静。他始终觉得贺年短信是一种资源浪费，毫无诚意，徒增喧嚣，以往他交际多不能免俗，如今终于清净一点了。
完全与世隔绝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是社交圈大小的差别而已。威扬的同事发了拜年短信过来，因为数量少，陈非逐条认真看了，许是心情转变的缘故，现在看起来，有几条还真的挺有创意的。他乐呵呵地一一简单回复：春节快乐！想了想，给赵紫灵也发了一条。
晚饭过后，他给梓君和其他几个要好的朋友打了电话问候，又磨蹭了一会儿，才拨通父亲的电话，两父子为公司的事吵了这么多年，隔阂早已深如海沟，虽然陈非现在离开了，跟父亲之间，毕竟再也回不到多年以前单纯的父子关系。
简短问候了父亲的起居健康，给他拜了年，竟再无话可说。父亲那边也是沉默，过了很久，说了一句：“你自己捡的路，自己好好行，唔再讲我绑着你。”那口气，好像陈非抛弃了危难之中的家业，自己去京城另辟天地似的。
翻涌上来的那种熟悉的压抑几乎已经成了条件反射，陈非尽力压下情绪，握着话筒的手却无法控制地颤抖。
父亲从来没有理解过他。当年父亲外遇的事情曝光、母亲旧疾复发的时候，他乖乖回去继承家业是为了尽自己为人子的责任，父亲不理解；他为了公司的大局和利益与父亲据理力争，对事不对人，父亲不理解；他如今离开是因为他已经心灰意冷，父亲还是不理解。父亲以为他为什么离开呢？因为公司的烂摊子已经无法收拾？还是因为自己自私地想要另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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