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尸体
波洛跟着康斯坦汀医生来到隔壁车厢被害人的房间里。列车员用自己的钥匙给他们打开门。
两个人走了进去。波洛转向同伴问道：
“这间房被弄乱过吗？”
“什么也没动过。我验尸时十分小心，没有挪动过尸体。”
波洛点点头，环视四周。
他第一感觉是很冷。窗户被推开，窗帘也拉上去了。
“呵。”波洛打了个冷战。
医生颇有同感地笑了。
“我不想关窗。”他说。
波洛仔细地检查了窗户。
“你说得对，”他宣称，“没人从这里离开车厢。也许打开窗户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果是这样，大雪破坏了凶手的计划。”
他仔细检查了窗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盒子，朝窗框上吹了一点儿粉末。
“完全没有指纹，”他说，“这说明窗框被擦过了。就算有指纹也没什么用，可能是雷切特先生或者他的仆人，或者列车员留下的。现在的罪犯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既然如此，”他兴致勃勃地说，“我们还是关上窗户吧。这里已经变成冷库了！”
说完他就关上了窗，然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卧铺上一动不动的尸体。
雷切特仰面躺着，睡衣上血迹斑斑，纽扣被解开了，敞开的衣襟被翻到了背后。
“你知道的，我得检查伤口的性质。”医生解释道。
波洛点点头，俯身在尸体上方观察。终于，他愁眉苦脸地直起腰。
“真是难看死了，”他说，“一定是有人站在这儿，刺了一刀又一刀。究竟有几处伤口？”
“我算的是十二处。有一两处很轻，只是划破了点皮。但是，至少有三刀足以致命。”
医生的语气引起了波洛的注意，他眼神犀利地盯着他。小个子希腊人站在那里，瞪着尸体，困惑地皱着眉头。
“你觉得什么地方有些古怪，对吗？”他礼貌地问道，“说吧，我的朋友。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想不通？”
“你说得对。”对方承认道。
“是什么？”
“你看这两处刀伤——这儿，还有这儿——”他指着，“很深。每一刀都把血管切断了——但是刀口的边缘没有裂开。血流得比正常情况下要少。”
“这说明什么？”
“人已经死了——死了没多久——在刺这几刀的时候。可这确实太荒谬了。”
“看来是这样，”波洛若有所思地说，“除非我们的凶手以为自己没有圆满完成任务，于是又回来确定一下，但这显然很荒谬！还有吗？”
“嗯，还有一件事。”
“什么？”
“你看这儿的这个伤口——在右臂下面——靠近右肩膀。用我的钢笔试一下。你能这么刺一刀吗？”
波洛举起一只手。
“没错，”他说，“我明白了。用右手非常困难，几乎不可能。那人得反着刺，但如果这一刀是左手刺的呢——”
“完全正确，波洛先生。这一刀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左手刺的。”
“所以我们的凶手是个左撇子？不，情况还要更为复杂，是吗？”
“你说对了，波洛先生。另外一些刀口恰恰表明是右手刺的。”
“两个人。我们又说回两个人了。”侦探嘟囔着，忽然又问道，“那时候灯是亮着的吗？”
“这很难说。你知道，每天早上十点钟左右，列车员就会把灯关掉。”
“开关会告诉我们的。”波洛说。
他检查了顶灯和床头灯的开关，两者都是关着的。
“好吧，”他沉思着说，“我们假设有了第一个和第二个凶手，就像伟大的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第一个凶手刺了被害人，然后关掉灯，离开房间。第二个凶手摸黑进来，没有看见他或者她的任务已然完成，就朝死者又刺了至少两刀。你怎么想？”
“真了不起。”小个子医生热诚地说。
对方的眼睛里闪着光。
“你是这么认为的？我很高兴。可我听着像胡说。”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这正是我问自己的。是否是巧合或者其他什么？如果有两个凶手，会不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想也许有。就像我说过的，有些刀伤说明了凶手的一个弱点——缺乏力量或者信心不足。没有力量，只是划了几下。但是这儿的一刀，还有这儿的一刀，”他又指着说道，“这些刀伤需要很大的力气，把肌肉都刺穿了。”
“在你看来，是不是个男人刺的？”
“几乎可以确定。”
“不可能是个女人？”
“一个年轻有力的女运动员可能会刺这几刀，尤其是在情绪极其激动的时候，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波洛沉默了一会儿。
对方急切地问：“你明白我的想法了吗？”
“完全明白，”波洛说，“事情变得清晰了！凶手是个力气很大的男人——他很软弱无力；是个女人；是个习惯用右手的人——是个左撇子。啊哈，真是有意思！”他突然生气地说：“那被害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干吗？他大叫了吗？挣扎了吗？自卫了没有？”
他把手伸进枕头下面，抽出一把自动手枪，前一天雷切特给他看过。
“你看，子弹还是满膛的。”他说。
他们四处看了看。雷切特白天的衣服挂在墙壁的衣钩上。盥洗台上放着各种东西：一只玻璃杯里浸泡着假牙；还有一个空杯子；一瓶矿泉水；一只大的长颈瓶；一个烟灰缸，里面有个雪茄烟烟蒂以及一些烧焦的碎片；还有两根燃过的火柴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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