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砚提问：春秋时代的辞令和战国策士的说辞技巧在今天的外交活动或经贸与市场营销活动中有何借鉴价值？
答：第一部分【春秋时代的辞令和战国策士的说辞技巧】
1.春秋辞令及《左传》
春秋这一时期，出现在周平王迁都之后，这时的周王室已经是十分衰落，于是诸侯国逐渐强势，大国争霸，小国图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外交活动频繁，“行人”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周礼》记载：“大行人，中大夫，三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小行人掌邦宾客之礼籍......”这个职业虽然出现的很早，但真正受到重视，也仍是在春秋时期出现之时。而在此时，他们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上传下达，而是逐渐承担起了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战争频发，在军事力量各有深浅的情况下，各国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制造舆论上，把辞令作为一种工具，每当战争的时候，发起的一方就会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掩饰本身目的；而另一方则会绞尽脑汁的在舆论上争取主动，从道德上谴责对方。于是战争前后，总会有一番唇枪舌战。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记事到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13年。《春秋》仅仅是最简要的历史大事记，《左传》则详载其本末及有关逸闻琐事，主要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的活动以及有关言论。
《左传》非常善于写战事，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事写的最为出色。它们的特点是首先是对战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则。因此写战争并不只是单单写军事行动，常会着眼于政治问题，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比如长勺之战（庄十年）鲁弱齐强，曹刿一开口就问凭什么去同岐国作战。直到听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城濮之战，事先着重叙述晋侯种种教育人民的措施。邲之战，也是先从晋人眼中看出楚国“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不可与敌。
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以书中几乎每一次大战总是一开篇就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表现作者进步的见解和敏锐的观察力。春秋时候的战争，常常有许多小国参加构成交战国两大阵营。其中关系复杂，变化莫测。能否正确运用外交策略争取与国帮助，是双方胜负的又一关键。城濮之战晋国就是利用破曹伐卫、激怒齐秦的办法来孤立楚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外《左传》还注意到战争的性质及抵抗的与侵略的，如：“师直为壮，曲为老”通过这些叙述，可见作者对战争的胜负并不看做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具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比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但是试图用简洁鲜明的道德观念评价复杂的历史，难免要遇到麻烦。最明显的，对于各国频繁的战争，作者总是要首先声明双方在道义上的曲折是非，并将此同胜负结果直接联系起来，企图说明正义之师必胜的道理，然而事实上当时的战争多是因各国间争夺土地与人口发生的，如果一定要有简单的儒家道德标准衡量，只能如孟子所说：春秋无义战，且具体战争的胜负也很难归结于道义上的原因。
《左传》文辞典雅优美动人。在语言风格上《左传》的说辞普遍追求一个“文”字，表现出说话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审美情趣，。以《诗经》中的诗句来表达情感和说明自己要说的话，在《左传》中占有大量的篇幅，尤其是在当时的外交场合好像行人“以诗明义”是一种时尚，所以连孔子也说：不学诗，无以言。由于春秋行人常常以颂诗铭义，更加增加了辞令高雅、隐约的特点，使得双方总是显得文质彬彬。因此他所写的人物的说辞都相当有文采。这说明春秋时代对于外交家，政治家，在个人的文化素养方面是有要求的。
2.战国策士与《战国策》
我国进入战国这一时期，是在公元前475年。这个时期，各个国家混战不休，故而得名战国。到战国初年主要有齐楚秦燕赵魏韩7国，史称战国七雄。而在这七国之间展开了更为惨烈的兼并战争。战国经历了空前未有的社会变革在思想领域和学术领域里都产生了强烈的震荡。诸侯争霸天下白热化，政治，军事斗争更加激烈，诸侯之间在外交，军事上互相倾轧。导致春秋以来的礼法信义丧失。曾作为国家政治基石的礼乐制度完全崩坏。《战国策书录》中说：“道德大废，上下失序”就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战国策士应运而生。他们就是通常所说的纵横家，集战国时期纵横捭阖、游说各国诸侯权要以从事合纵连横运动为主的政治家，外交家及军事家。“纵横家”也得名于他们所鼓吹的“合纵”或“连横”的外交策略。在《韩非子》一书中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章学诚称战国时代为纵横之世。纵横二字道出了战国时代的显著特点，体现了战国时代的政治面貌。在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七国之间的此消彼长，都左右于，合纵连横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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